西关磨坊事件过后不过三日，日方新一轮管控便以雷霆之势压了下来。伪警务局沿街张贴告示，日军亲自坐镇监督，全城推行“粮食药品连坐制”——十户一保，十商一联，一家私藏粮药、暗通外人，十户十商一同论罪，轻则倾家荡产，重则就地枪决。

告示一出，全城噤若寒蝉。街坊邻里互相监视，商号之间彼此提防，往日熟人碰面都不敢多言，街面上只剩下巡逻军靴沉重的声响，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。

沈府书房内，窗缝被细细糊好，门帘层层放下，灯火调到最暗。沈砚辞展开一张刚送到的密信，字迹细如蚊足，内容简短却迫在眉睫：

后山伤员急缺粮药，限两日内运抵北沟旧窑，不得有误。

信尾没有署名，只画了一道短杠，是游击队最高层级的急令。

张管家凑在旁边看罢，脸色瞬间惨白：“少爷，这……这怎么送啊？现在别说药品，连一袋白面、一包杂粮都要登记造册，关卡搜身能搜到贴身衣袋，一旦被查出来，不光咱们死，整条街的街坊、合作的农户，全都要跟着掉脑袋！”

沈砚辞指尖轻轻按在信纸上，眉头紧锁。

粮食尚且可以用每日正常出货的名目拆小分散，药品却是死穴。日军早已下令，所有药铺消炎、止血、镇痛类药物一律上缴管控，私人持有便视同通敌。两日内既要凑齐药品，又要混过层层关卡，还要保证不牵连旁人，几乎是死局。

阿澈一直立在灯下静听，此刻忽然开口，声音压得极低：“少爷，奴才倒有个法子。”

沈砚辞抬眼看向他。

“硬运肯定不行，搜查太严，只能藏死。”阿澈语速平稳，条理清晰，“粮食不整车装，拆成小袋，混在农具、干草、喂牲口的粗糠里；药品更要拆到最小，白药粉装在旱烟杆里，纱布卷成蜡烛芯，药膏塞进木车轴的空心处，止血药藏在犁耙的铁榫缝里。

咱们不扮粮商，扮逃难出城的乡民。破衣烂衫，脸上抹灰，拖家带口似的，三五人一队，分散走不同小路，每队只带一点点东西，就算查到一队，也牵不出全盘，更连累不到街坊商号。”

张管家听得一愣：“这……能行吗？关卡上的特务精得很，犁耙车轴都要敲敲打打，旱烟杆也要拆开看。”

“就是要让他们查。”阿澈语气笃定，“我们故意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留破绽，比如车上露半袋粗糠，衣袋塞点不值钱的碎铁，让他们搜到一点小物件，觉得‘查过了、没大问题’，反而不会往死里细搜。奴才在外跑得多，知道他们的性子，越是大张旗鼓，越容易糊弄过去。”

沈砚辞凝视他片刻，阿澈眼神沉静，没有半分轻率，显然是把风险、搜查习惯、脱身路径全都在心里过了一遍。

“好。”沈砚辞当即拍板，“药品由我设法从内线药铺凑出，粮食从每日施舍贫民的份额里匀出，不碰账上一两一升。你负责拆分、伪装、定路线、定人手，明日入夜前分批出城，后日丑时在北沟旧窑交接。记住，连坐令在前，宁可弃货，不能暴露，更不能牵连旁人。”

“奴才明白。”阿澈躬身应声，“奴才亲自带最危险的中路，药品全都在奴才这一队。”

当夜，沈府内悄无声息地忙碌起来。

沈砚辞通过秘密渠道，冒险从日军管控不严的教会医院凑出一批急救药品，分装成极小份，用油纸层层裹紧。阿澈则带着两个信得过的护院，将粮食、药品一一伪装：木车轴掏空、封好，再用泥灰抹平；犁耙铁榫处凿出细槽，塞进药膏后用铁屑堵上；旱烟杆掏空一半装白药，另一半填实烟丝，看上去与寻常烟杆毫无两样。

一切收拾妥当，已是次日正午。

阿澈换上一身破烂不堪的粗布衣裳，头发揉得蓬乱，脸上抹了锅底灰，看上去与街边逃难乡民一模一样。他将最关键的药品分成三份，分别藏在烟杆、车轴、犁耙三处，自己牵着一辆破旧木车，车上堆满干草、粗糠与破旧农具，混在出城逃难的人流中，缓缓向北关关卡移动。

关卡处戒备森严，日军端着刺刀站岗，特务逐人逐车搜查，拍打、翻看、嗅闻，连妇人发髻、孩童衣兜都不放过。不时有人被拖到一旁呵斥盘问，哭喊声此起彼伏，人人心惊胆战。

排在阿澈前面的一辆车被搜出半袋杂粮，当场被判定为私藏粮食，车主被刺刀托砸倒在地，哀嚎不止。旁边保长、邻人吓得瑟瑟发抖，连求情都不敢。

阿澈面无表情，手心却微微收紧。

轮到他时，一名特务上下打量他几眼，厉声道：“车上装的什么？出城干什么去？”

“回大爷，小的出城逃难，去乡下投亲，车上都是些破烂农具、喂猪的粗糠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”阿澈低着头，声音带着几分惶恐，一副被吓坏了的老实乡民模样。

特务踢了踢木车，干草簌簌落下，底下果然只有粗糠与破犁耙。他又拿起旱烟杆，拧开盖子闻了闻，只有烟丝味道，没有异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