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军征粮之事过去不过十日，奉天城的管控便又紧了一层。城内外所有粮商统一登记造册，每日进出粮食多少、售给何人、存量几何，必须逐条写明，由伪警务局派人不定期核查。稍有账目对不上，便按“私藏通敌”拿办。街面上巡逻队的脚步比往日更密，便衣特务三五成群，钻茶馆、入商号，一双双眼睛盯紧了每一袋流动的粮食。

沈府书房的气氛，也随之沉了下来。

案头除了粮册、账薄，又多了几张折叠整齐、字迹极小的纸条，字迹用特制药水书写，沾水方显，干了便无痕可寻。这些日子，总有一些身份隐秘的人，借着买粮、送货、修门窗的由头靠近沈府，与阿澈对上一句暗话，便将密信悄无声息地递进来。

沈砚辞正式踏上了那条不能见光的路——以粮行做掩护，将暗中留存的粮食，分批转运到城外抗日游击队的隐蔽据点。

这一步踏出，便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。一旦败露，满门抄斩都是轻的。

阿澈比谁都清楚其中利害。

从那日沈砚辞把第一封密信交到他手上开始，他便把所有能暴露身份的物件全都收了起来，只留下那枚白玉扣，贴身藏在衣襟最深处，用布裹了一层又一层，连走路都不敢让它发出半点声响。他不再随意出门，不再与人闲聊，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都反复掂量，整个人愈发沉默，眼神却愈发锐利。

白日里，他依旧是那个伺候笔墨、打理书房的贴身小厮，端茶、递水、整理文书，一举一动都和从前别无二致，让盯梢的特务看不出任何异常。

一到入夜，他便换了身份。

有时是挑担叫卖的货郎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，把写在草纸背面的路线暗号夹在糖人、针线包里递出去；有时是扛着麻袋的苦力，混在粮行搬运工里，把暗语写在米粒排布的纹路里；有时干脆扮成乞丐，缩在街角墙根，用指尖在泥地上划下约定时辰，等人走过便立刻抹平。

沈砚辞守在府中做账，把密运的粮食拆成极小的份额，分散在每日正常出货的账目里，用损耗、霉坏、施舍贫民等名目掩盖得天衣无缝。阿澈则在外联络、引路、放风，一内一外，配合得严丝合缝。

两人之间极少谈论密事，常常只是一个眼神、一个点头、一个茶杯摆放的位置，便完成了信息传递。

这日午后，天气闷热得厉害，乌云压得很低，眼看一场暴雨就要来临。

阿澈按照约定，要去城南一处破败的关帝庙，与代号“老柳”的联络人交接当晚的转运路线。他换上一身打满补丁的短褂，肩上搭一条破毛巾，手里拎着一个半旧的竹篮，篮底铺着碎布，密信就藏在最深处，上面盖着两个半干的烧饼。

出门前，沈砚辞叫住他，只低声说了一句：“今日街上生人多，万事小心。”

阿澈微微颔首，没有多话，推门走入人流之中。

他一路走得极慢，走走停停，时而买个点心，时而蹲在路边看别人下棋，眼角余光却一刻不停地扫视四周。刚过十字街口，他便察觉到不对——身后不远处，一个戴草帽的男人始终与他保持着同样的速度，他快那人快，他慢那人慢，目光时不时落在他身上。

特务盯上他了。

阿澈心头一紧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拐进一条窄巷，假装系鞋带，飞快扫了一眼身后。那人果然跟了进来，手指按在腰间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

关帝庙不能去了，接头地点必须立刻更改。

他猛地加快脚步，在纵横交错的小巷里七拐八绕，凭着连日跑小路练出的脚力与对街巷的熟悉，几番穿插，总算把那名特务甩开。可他不敢有丝毫侥幸，这些人向来是成群出动，甩掉一个，未必能甩掉一窝。

阿澈临时改变路线，绕了大半个城区，改到西城一处废弃的磨坊接头。

这里比关帝庙更偏僻，四周堆满破旧石磨与杂草，平日里连乞丐都很少来。他抵达时，老柳已经等在那里，身边还跟着一个负责运粮的年轻后生。

“情况不对，我被人盯上了，原定的点不能用。”阿澈压低声音，语速极快，“今晚改走北沟小道，三更时分在老窑口汇合，口令换成‘旱天求雨’，回令‘平地流水’。”

老柳脸色一沉：“特务开始咬你了？”

“不确定是冲我，还是冲整条线。”阿澈道，“不管怎样，路线、口令全换，粮食分批走，每队不超过三人，一旦遇查，立刻分散，不要硬拼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把竹篮里的烧饼递过去，密信就藏在其中一个烧饼的夹层里。

就在老柳伸手来接的刹那，磨坊外忽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伴随着粗暴的喝喊：“搜！仔细搜！一个都别放过！”

是特务，而且来了不少人。

显然，他们不是跟踪阿澈那么简单，是直接破了联络点，一路追到了这里。

老柳脸色骤变，一把将密信塞进怀里，对那后生道：“你从后墙走，快去报信，让所有人立刻撤！”

阿澈当机立断：“我引开他们，你们往南跑，过护城河绕路回城，千万不要回自己住处！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老柳急道。

“我路熟，能脱身。”阿澈没有多余时间解释，抓起地上一块碎石，猛地朝磨坊另一侧扔过去，碎石撞在石磨上发出“当”的一声脆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