铺面的门板一块一块地合上。不是关张，是筛选。顾衍之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块新做的木牌，上面写着四个字——“预约专席”。她把木牌挂在门框上，退后两步看了看，又把木牌取下来在背面加了一行小字：“每日限五席，每席三两银子。”三两银子，够普通庄稼人吃一个月的饱饭了。她把这个价格定上去的时候，赵寡妇的眼珠子差点掉出来，但顾衍之心里很清楚——她要的不是普通客人，她要的是能带来消息的人。三两银子一席饭，能吃得起的，不是有钱的就是有权的，不是有权的就是有消息的。她把门槛抬高，放进来的人，自然就是她想见的人。

今天的第一席客人，是天还没亮就派人来预定的。来人递了一张名帖，名帖上只写了一个字——“周”。整个清河县姓周的名人只有一个。顾衍之看着那个字，把名帖翻过来，背面空空荡荡，没有一个多余的字。这个人连名帖都写得这么干净，不愧是前提刑司的笔杆子。

周明远来的时候，两边天还没亮透。他今天没有穿官服，而是一件半旧的青灰色道袍，头上没有戴冠，只用一根木簪束着头发，脚踩一双布鞋，手里拿着一把折扇。走在街上，不认识的人会以为他是个落第的穷秀才。但认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副从容不是装出来的——那是在朝堂上站了半辈子、见惯了风雨、被贬到七品还能每天笑嘻嘻地升堂审鸡毛蒜皮案子的人才有的从容。

他站在铺面门口，看了看那块“预约专席”的木牌，嘴角微微翘了一下。然后他敲了三下门。笃、笃笃。两短一长。顾衍之在厨房里听见这个敲门的节奏，手里的菜刀顿了一下。这个节奏她前世听过无数次——是提刑司的同僚之间用的暗号。她在提刑司的时候，每次去裴仲远的书房，敲的都是这个节奏：两短一长，意思是“自己人”。周明远知道这个暗号。他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是从前，还是从她在公堂上引用《大梁律》的那一天开始？

顾衍之放下菜刀，擦了擦手，走去开门。门开的瞬间，两个人隔着门槛对视了一瞬。周明远站在门外，顾衍之站在门内，一个曾是三品侍郎，一个曾是四品提刑官，如今一个是七品县令，一个是食肆老板娘。身份变了，位置变了，但眼神没有变。周明远的眼神告诉她——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。顾衍之的眼神回复他——我知道你知道，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？

“周大人，请进。”她侧身让开。

周明远跨过门槛，走进铺面。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把折扇放在桌上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端端正正的，像是在公堂上等着升堂一样。

“今天吃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大人想吃什么？”

“你做主。”周明远说，“你做什么，我吃什么。”

顾衍之转身走进厨房。她没有问周明远爱吃什么、忌口什么、口味偏咸还是偏淡。她前世和周明远在刑部大堂上同堂审案不下数十次，对他的口味了如指掌——他爱吃鱼，不爱吃太甜的，姜丝要多，葱花要少，酱油要用老抽不能用生抽。他喝汤的时候喜欢汤面上漂一层薄薄的油花，太少觉得寡淡，太多觉得腻。他吃米饭的时候习惯先吃三口干饭，再开始吃菜，吃到一半的时候会停下来喝一口茶，然后再继续。这些细节，前世她从来没有刻意记过，但它们在脑子里存了这么多年，从未褪色。

顾衍之从水桶里捞出一条草鱼。鱼是今天清晨卫峥从清水村带来的，活蹦乱跳的，在桶里甩着尾巴。她一刀拍晕，刮鳞去腮开膛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鱼身两面各划三刀，刀口向上，抹盐腌制一盏茶的功夫。蒸锅里的水烧开了，她把鱼放进蒸笼，盖上盖子。蒸九息的间隙里，她开始做别的菜——红烧肉、芋儿鸡、清炒时蔬、一碗紫菜蛋花汤。四菜一汤，不多不少，刚好够两个人吃。

她把菜端上桌的时候，周明远正在看墙上挂着的那盏灯笼。灯笼纸已经发黄了，那条歪歪扭扭的鱼在晨光里显得有些丑。但周明远看了很久，看得眼睛都不眨一下。

“这盏灯笼，”他说，“是你做的？”

“不是。是卫峥做的。”顾衍之把菜一道一道摆上桌。

周明远点了点头，拿起筷子，先夹了一筷子清蒸鱼。鱼肉进嘴的瞬间，他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了一瞬——很短的一瞬，短到一般人根本注意不到。但顾衍之注意到了。她在对面坐下来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捧着茶杯，等他说第一句话。

周明远咀嚼了很久，咽下去，又喝了一口茶。然后他放下筷子，看着顾衍之。

“顾衍之。”他叫的是她的真名。

顾衍之端着茶杯的手纹丝不动。

“周大人。”

“你死了以后，”周明远的声音很低，“我去过你的坟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顾衍之说，“裴仲远告诉我的。他去的时候，棺材是空的。”

周明远点了点头。“棺材是我打开之前就空了的。我打开的时候，里面只有一样东西。”

他从袖子里取出一个小布包，放在桌上，解开布包的结。布包里是一枚铜钱——普普通通的铜钱，和大梁市面上流通的没有任何区别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枚铜钱的边缘被磨得锃亮，像是被人攥在手里攥了很久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磨掉了铜锈，磨掉了棱角，只剩下一层薄薄的、光滑的、温热的金属。

顾衍之拿起那枚铜钱。铜钱正面是“大梁通宝”四个字，背面什么都没有。但她翻过来的时候，在铜钱的边缘看见了一行极小的字，小到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见——“永安十八年，九月初七，菜市口。”她被砍头的那一天。有人在那一行字里，替她记住了那个日子。

“这是我在你棺材里找到的。”周明远说，“不是陪葬品。陪葬品是沈鹤亭放的，几件不值钱的玉器和瓷器，敷衍了事。这枚铜钱不是陪葬品，是有人特意放在棺材里的——放在你的手心里。我去的时候，你的手已经腐烂了，但这枚铜钱还在，握在你的手骨里。”

顾衍之的手指收紧了，铜钱的边缘硌进她的掌心，像一枚小小的、冰冷的楔子，钉进她的血肉里。

“铜钱上的字是谁刻的？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但如果有认识她的人在场，一定能听出这种平静下面是怎样的惊涛骇浪。她审了几百个案子，见过几千种证据，没有哪一件证据像这枚铜钱一样让她觉得冰冷——因为这不是证据，这是遗言。有人在她的尸体被放进棺材之前，把一枚刻了日期的铜钱塞进了她的手心。那个人知道她不会安息，知道她会回来，知道有一天会有人发现这枚铜钱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周明远说，“刻字的笔迹我查过，不是任何已知的工匠或文人。铜钱的来源我也查过，是大梁永安十五年铸造的，发行量很大，遍布全国，无法追溯。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——你的棺材在埋下去之前，就已经被人打开过了。有人在你死后、在你下葬前的那段时间里，进入了你的棺木，把一枚铜钱放进了你的手心。然后他重新钉上棺盖，重新填土，重新立碑，做得天衣无缝，没有任何人发现。”

“直到你去了。”顾衍之说。

“直到我去了。”周明远点头。

两个人沉默了很久。铺面外面偶尔传来早起的行人走路的脚步声、挑担子的吆喝声、小孩子追逐打闹的笑声。这些声音隔着一层薄薄的门板传进来，变得模糊而遥远，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只有一盏丑灯笼、四菜一汤、一枚铜钱、两个人。

“周大人，”顾衍之放下铜钱，拿起茶杯，“你被贬到清河县，和我的案子有没有关系？”

周明远沉默了片刻。“有。”

“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死之前三天，给刑部上了一份密折。”周明远说，“密折的内容是弹劾沈鹤亭贪赃枉法、买官卖官、勾结外戚。这份密折没有经过正常渠道，是你通过提刑司的内部密道直接送到刑部尚书手里的。刑部尚书看完了密折没有表态，把密折锁进了自己的抽屉里。第二天，你被抓了。第三天，你被判了斩立决。第四天，你死了。第五天，刑部尚书被调离了刑部，改任虚职。第六天，我因为‘审理不力、失察之罪’被连降三级，贬到了清河县。第七天——”

他顿了顿。

“第七天，沈鹤亭升任刑部侍郎。从四品到三品，只用了七天。”

顾衍之的茶杯停在嘴边，没有喝。水面映着她的脸，十六岁的、陌生的、粗糙的、黝黑的脸。这张脸不是她的，但这双眼睛是。这双眼睛里映着过去的一切——刑部大堂的明镜高悬，菜市口的鲜血四溅，密折上的字字泣血，还有那枚放在她手心里的、刻着日期的铜钱。

“沈鹤亭不是在杀我，”她说，“他是在灭口。”

“灭谁的口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