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《晴天》铺就了青春的底色，那《北京东路的日子》，就锁着毕业那天所有的柔软与不舍。

“从一楼到四楼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”，第一次听见这句歌词时，我们还坐在低年级的教室里笑，总抱怨四楼的楼梯太高太长，总觉得毕业是遥遥无期的事。可真到了离校那天，我抱着摞得高高的书本从四楼往下走，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。走廊的瓷砖还是熟悉的纹路，教室门牌上的数字还清晰刺眼，我们从懵懂入学的一楼，走到即将离场的四楼，原来不过三个春夏秋冬的轮回，原来三年的时光，短得只有几层楼梯的距离。

那天最后一节班会，阳光斜斜地照进教室，粉笔槽里还躺着半根用剩的粉笔。班主任靠在讲台上，看着满屋子叽叽喳喳的我们，语气很轻地说：“等你们走出这个校门，这一屋子人，以后就很难再聚齐了。”

我当时坐在座位上，手里攥着写了半本的同学录，心里满是不以为然。明明大家都约好了每年盛夏要聚会，要看着彼此穿上校服以外的衣服，要见证各自的往后余生，怎么会聚不齐呢？

我们在校门口的十字路口挥手告别，洗得发白的校服衣角被风掀起，行李箱的轮子碾过柏油路，发出轻轻的声响。有人红着眼眶强装笑意，有人挥着手大声喊着“常联系”，车来人往的路口，我们朝着不同的方向慢慢散开。

那时候我们都还太年轻，站在人生第一个岔路口，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，总笃定地以为，告别只是暂时的，重逢的日子，一定就在不远的将来。